揭秘邓亚萍执着官场有野心 作为女人不可爱

作者:体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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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担任人民日报社高管的邓亚萍出席了《鲁豫有约》节目,在节目中她表示,退役后学习太辛苦,曾用脑过度狂掉头发。孩子出生后,邓亚萍因为没有太多时间陪孩子,被孩子叫成阿姨。下面是节目实录。

资料图:邓亚萍在劳伦斯红毯上。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

近日,沉寂已久的前奥运冠军邓亚萍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继“败光20亿”后,政法大学一纸兼职教授的聘书,让她又一次成为网友口诛笔伐的对象。

  解说: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能够在某一个领域达到顶尖状态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如果要面临改变和重新开始,就更加的困难。对于赛场上已经获得世界瞩目辉煌成就的体育明星来说,此前他们的生活是重复而单一的体育训练,所以当他们退役转行重新选择人生方向时,他们所面对的艰难要比普通人更多,然而也有一些体育明星,他们在赛场上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绩,面对转型他们的第二人生也同样精彩。

再过10天,北京将迎来奥运会成功举办10周年纪念日。我们推出北京奥运“拾年”系列人物报道,拾取这些亲历者10年前的奥运故事和心路历程。

从身高不足150厘米的“乒乓巨人”到“败家老总”,再到如今备受争议的“大学教授”,邓亚萍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走下神坛。这个曾经的“全民偶像”真的没有资格成为兼职教授吗?在运动员转型路上,为何只有她屡被质疑?

  球场上,她曾是所向披靡的王者,退役后她华丽转身从一名运动员变身为学生,从零开始她先后拿下清华大学的学士学位,诺丁汉大学的硕士学位和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她转身政坛,先后担任国际奥委会官员,北京奥运会奥运村工作部副部长,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等职。2010年9月,仕途越走越顺的邓亚萍,被调入人民日报社担任高管,而这一切的转变都因与奥林匹克结缘。

4年后,北京将第二次举办奥运会,作为这座城市首次奥运会的深度参与者,他们对北京冬奥会又有怎样的寄语?

为了了解争议背后的邓亚萍,网易体育采访了曾与邓亚萍共事过的体育界某资深媒体人,他认为公众对邓亚萍的争议绝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这其中自然有邓亚萍本身的问题,但同时也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在一个人身上。

  陈鲁豫:你当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然后退役之后,你能够为北京申办奥运会做很多的事,然后到北京奥运会举办的时候,你又能够参与其中,这是特别特别幸福的。

民族:汉族 出生地:河南郑州 生日:1973/2/6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诺丁汉大学、剑桥大学

性格强势无亲和力 执着官场有野心

  邓亚萍:是,我非常幸运的一位,因为从1992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到1996年参加第二次奥运会。从1993年参加第一次申办。

项目:乒乓球 主要奖项:奥运会女单、女双冠军(1992、1996) 现任职务:河南邓亚萍体育产业投资基金CEO

“她不是人缘特别好的人,缺少亲和力,作为女人的邓亚萍,棱角过于分明,不太可爱!”该媒体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邓亚萍性格上存在的问题。曾经,赛场上的邓亚萍因为不服输的性格,让她成就乒乓霸业的同时,也得到了来自国际国内的关注,就连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将其视为自己的亲孙女。然而,这种性格在步入社会后,却成不了制胜的法宝,反而成为前进的桎梏。

  陈鲁豫:到2001年。

邓亚萍,中国体育史上的标志性人物。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时,20岁的邓亚萍作为运动员代表上台陈述,那次失利让她至今谈起时仍会流泪。2001年北京再次申办奥运会,28岁的邓亚萍已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深谙个中游戏规则。2008年北京奥运会,邓亚萍出任奥运村部副部长,成为近2万名运动员、教练、官员的“大管家”。

虽然邓亚萍出身于乒乓球界,曾经的队友在谈起她时,却表示早已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感觉不是一个道上的人,也没有什么话说。而且在乒乓球圈,邓亚萍并没有得到很高的认可。该媒体人直白地表示:“乒乓球圈的活动,张怡宁和王楠都来,但是有人请邓亚萍吗?请她她来吗?也不知道是敬而远之还是避而远之。”

  邓亚萍:到2001年又做一次申办。

对邓亚萍而言,北京奥运会让她完成了从台前到幕后的转变。十年再回首,邓亚萍说北京奥运会没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我们真的是尽心尽力,把能做的全做了。”

在工作上,过于强势的性格,也让邓亚萍难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共事者。退役后的她,扮演过多种角色,比如任职于国际体育总局、奥组委、人民网。但是,也许是性格使然,邓亚萍在工作中,特别想掌握话语权,却并没有具备相匹配的能力和对事情的判断:“不管是哪个项目,你都能从体育局领导身上感觉是合作关系,比如李永波、蔡振华,让人感觉到被信任感。但是和亚萍合作就是别扭,她总想自己拿主意,就是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感觉。如果你这个人特别有思想特别有能力,能驾驭你的位置,那就是女强人,我们都服气。但她并不具备相匹配的条件,比如能力和性格。”

  陈鲁豫:对。

邓委员 二次申办更了解游戏规则

虽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邓亚萍却一心执着于官场,渴望能够在政坛上一展拳脚,但事实证明,这条路她走得并不成功,可以说是转型失败。在中国,80年代的运动员退役后成为官员是很普遍的选择。邓亚萍是90年代的运动员,她的坚持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这也是她引发争议的原因。这位媒体人分析道:“她的身材不高,非要当领导,是一个有野心的女性。但是作为女孩子,事业心太强,是不是不太合适。她其实有个角色没有做下去比较可惜,原来劳伦斯奖进入中国的时候,她是劳伦斯中国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一个游离于官场媒体和国际活动之间的角色,这个对于她是很合适的。所以她后来做出那些选择,就应该有争议的,没有争议才怪。她本不应该选择这条人生道路。”

  邓亚萍:从1997年被中国奥委会推荐,由萨马兰奇主席任命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至今,再参与到筹备的工作一直到奥运会办完,可以说十六年的时间。那么十六年的时间不同的角色转换,但却是一直为奥林匹克运动在发挥着中国人的一种作用。

新京报: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你作为运动员代表上台陈述。对你来说,那次失利最大的打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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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鲁豫:我觉得真的挺棒的,以后如果再出席国际会议,国际场合的时候,因为一般人家用英文介绍的时候,会特别要突出那个头衔,某某某博士,一般都会这么介绍。从今年开始要去介绍邓亚萍的话,应该说邓亚萍博士。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座的都是大学生吧,比如说大学本科、研究生什么的,真的很不了不起。2008年3月份拿到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我真觉得这挺了不起的。

邓亚萍:1993年,我刚刚20岁,当时作为惟一的运动员陈述代表。那会儿英语不行,陈述稿是背下来的。记得陈述前一晚上都没睡觉,一直在叨叨那几句话。还好咱运动员的心理素质还好,上台后正常发挥了水平。

乒乓球成就和学业都因处于特殊时代

  邓亚萍:谢谢。

我记得陈述结束后,5个候选城市的代表都在一个大厅里等着。最后宣布那一刻不是北京时,那种打击或者失败的感觉,绝不是因为我输了一场球,是我们一个国家和民族输了,特别特别难受。所有人听完后,默默起身回到酒店,大家没有话好讲,也没法彼此安慰。

目前,在邓亚萍任职政法大学兼职教授这件事,主要争议点就是她是否具备做教授的资质。

  陈鲁豫:一般优秀运动员都是很聪明很聪明的,以她的智力,她的这种精神,那么倔的一个人。当初如果你要学的话,你一定是学习特别好的一个人,问题是当运动员的时候,你不可能去学,你没有时间。首先运动员是动的,学就是坐下来静的,您当时静得下来吗?

新京报:2001年北京再次申奥时,你已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这种身份和工作经验是否对申办有了更多帮助?

政法的大学分负责人曾介绍过,担任该校受聘兼职教授一般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品行端正,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一般应具备博士学位,或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在本人从事的专业领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身心健康,热心并能够参与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邓亚萍曾获18个世界冠军、4次奥运会冠军。退役后,分别在清华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先后获得英语专业学士学位、中国当代研究专业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所以,法大认为,邓亚萍符合兼职教授的相应条件。

  邓亚萍:刚刚退役下来以后呢,确实那个时候是可以静下来的,那么当然我还要每个星期呀,还要回国家队三次要训练。那个时候因为我这人好像如果想要做一件事情的话,我是可以去做的,没有关系是动还是静,但取决于我只要下定这个决心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会坚持到底。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当时相信我是清华里最差的一个学生。

邓亚萍:从自身经历说,那几年我经历了退役、读书、留学,以及在IOC参与工作。这个过程中,我对国际组织有了更多的认识,也看到了这个过程中国家的逐渐强大,包括我们做事更加成熟,更加跟国际接轨。

中国政法大学官微6日发表声明,聘请邓亚萍为体育教学部兼职教授,程序符合规定,其主要工作是支持学校高水平乒乓球运动队的建设发展。

  解说:1996年底,邓亚萍被国际奥委会终生名誉主席萨马兰奇提名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委员会委员。奥委会的办公语言是英语和法语,这对于英语基础几乎为零,法语也是一窍不通的邓亚萍来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面对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和自己外语水平的反差,邓亚萍决定从零开始。1997年,选择退役的邓亚萍来到清华大学学习,但是由于压力过大、用脑过度,每天早晨起床邓亚萍的枕头上都会发现很多掉下的头发。

我参与过1993年申办,也更多参与到了2001年申办。从我自身的体会来讲,我们的国家和政府真的是更加了解一些游戏规则、一些玩法。如果我们在8年前是这种情况,没准那次就赢了。

毋庸置疑,邓亚萍曾经国际乒坛拥有绝对的统治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此方面的成就是因为当时中国乒乓球处在一个特殊的困难时期,在92年和96年奥运会时,中国乒乓球的困难是成绩上的困难,而且张燮林老师对乒乓球的独特看法,这才成就了邓亚萍的横空出世。这位媒体人毫不客气地说:“从乒乓球成就这一块来讲,她未必是中国最高的,张怡宁和王楠我认为都超过了她。”

  邓亚萍:后来我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个学习掉头发,那么就说明打球不动脑筋吗?

在第二次申办时,我们的整体做法非常开放,汲取了前一次的教训。大家的想法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保险保险再保险,当时一票一票是看得出来的。我们会用西方人善于理解的一种方式,善于接受的语言或故事,去告诉他们中国是什么样的。

而在学术研究方面,不可否认的是,邓亚萍非常爱学习,也赶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就是运动员的属于镀金年代。镀金年代在当时是学校和运动员的双向需求,一方面很多运动员退役后需要文凭来充实自己,一方面很多高校需要明星运动员加入,以便学校得到品牌的提升。“邓亚萍进清华跟当时清华的书记有关,同时她在清华应该算是镀金似的学习。”

  陈鲁豫:不对啊。

新京报:第二次申奥前后,你在英国读书,如何完成学业跟申奥工作间的平衡?

而在镀金年代后,中国运动员进入了求学年代,邓亚萍的学习生涯属于从镀金年代开始,到求学年代结束:“后来她得到中国体育界领导的支持,当时总局局长和乒羽中心现在的副局长给她一些非常有利的支持,让她能够去英国学习,这也意味着她比镀金的运动员又高一层,她在英国这个时代属于求学年代。”

  邓亚萍: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么一个理。

邓亚萍:我1997年去清华大学读书,同时也去英国学习,两边来回跑。1999年底,接到北京奥申委的电话,通知我参与申奥工作,要利用一切场合告诉大家中国要申办了。

虽然邓亚萍拥有剑桥的学习经历和博士学位,但是在网上,不少人对此也有疑问:邓亚萍真的在剑桥拿到了博士学历吗?该媒体人对此也持有相似的观点:“我也有质疑,我相信剑桥的博士没那么好拿。但如果邓亚萍学历有疑问,那也不是体育的腐败,而是教育的腐败。”

  陈鲁豫:对。

2001年2月,IOC评估团开始评估5个候选城市。我的任务是参与整个评估团的接待工作,一直到最后在莫斯科的陈述。这段时间我在北京,需要我去做委员工作时,我就飞走了,我记得最紧张的一次是3天往返洛杉矶。申办成功后,我的本科学业也结束了,继续回英国读硕士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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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亚萍:因为乒乓球是非常需要斗智斗勇的一个项目,那么我只能解释就是可能我们用的脑细胞不是一个脑细胞。

副村长 奥运村运营团队2.7万人

不能把责任归咎于邓亚萍个人身上

  陈鲁豫:我觉得是,就是你老激活这一部分,然后那一部分现在开始比如需要记忆什么的,可能这一部分就是促使那个头发就掉的那个。

新京报:你最初在奥组委市场部工作,之后转到奥运村部,岗位的变化带来哪些挑战?

在即刻搜索“败光20亿”后,邓亚萍本人一直保持沉默态度,直到一个月前,她出现在第三届贝肯鲍尔营论坛时,才首次作出回应:“公道自在人心,谣言终会破灭。”

  邓亚萍:没错。

邓亚萍:市场开发就是筹款,虽然政府承诺承担一部分费用,但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市场开发筹到一部分。坦率讲,中国的企业当时不大懂奥运,他们不觉得这事儿还能挣到钱,国际奥委会原来也没抱太大希望。虽然你们不看好,这事我们还是要做。跟奥组委其他部门相比,市场开发启动是比较早的,2003年年初就启动了,同年9月推出了整体的市场开发计划。

虽然对邓亚萍本人并不认同,但是在“败光20亿”和“兼职教授”这两件事上,该媒体人还是认为,把责任归咎于邓亚萍一个人身上确实是不合适的。他分析道:“国家对邓亚萍这一代优秀的运动员进行了不正确的包装,我们只强调她身上的某一点,比如她和萨马兰奇的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来自媒体和公众舆论包装出的她并不是真正的邓亚萍,所以现在的问题和争议由她一个人承担是不合适的。因为邓亚萍的性格就不是民众所认知的那样,人无完人,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尽善尽美。”

  陈鲁豫:是吧?

我是2003年2月加入到市场开发部,参与到了最高级别合作伙伴的销售。做了一年多,差不多把最高层级的赞助商销售完,后来被国家体育总局调回,负责中国奥委会的市场开发。

实际上,刘翔和邓亚萍在这一点上有着相似之处,国家制造出这样的英雄,却和本人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这个责任应该有大家和社会舆论来承担。

  邓亚萍:但是那也是一个过程,一段时间,也没有一直掉下去,一直掉下去我估计没头发了已经。对,也就一段时间。

一直到了2007年,正式成立了奥运村部,我就过去了。奥运会的规律是这样的,随着时间临近,越临近越是实操,越前面越是Plan。

而在“兼职教授”这件事情,政法大学同样要担责:“邓亚萍这个人,一辈子想出人头地,她的运动生涯是成功的,但是后来每一次都受到了挫折。政法大学主要就是看中她的名声,却并不真懂体育和邓亚萍这个人,如果对邓亚萍这个人有很深的了解,那么这个人适不适合做教授,从这个角度来说就不一定选她当教授。”该媒体人如是说。

  陈鲁豫:其实学什么,就是入门那段特别特别难。

新京报:让你转岗去奥运村,是因为你运动员期间住过奥运村吗?

  邓亚萍:没错。

邓亚萍:大家也都知道奥运村的重要性,当时奥组委去国家体育总局找人,就找到我了。总局就决定把我派过去,做奥运村部副部长。总体来讲,这份工作咱还是熟悉的,也知道怎么去做。

  陈鲁豫:就你一旦那个坎一过了以后。

担任IOC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时,每一届奥运会我们都会去奥运村服务运动员。从1997年开始,我历经了悉尼、盐湖城、雅典和都灵4届夏、冬奥会。我们天天跟运动员打交道,征求他们的意见,环境相对是熟悉的。奥运会最大的核心价值是运动员,怎么把他们服务好,让他们赛出最好成绩,这就成功了。

  邓亚萍:对。

当然,如何去服务好这些运动员需要一个团队,毕竟住在奥运村的有16000人,这其中有10500名运动员,其他是教练、官员等。我们在2008年1月就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团队,涉及十几个相关部门,吃住行、安全保障,所有方面事无巨细。相比其他运营团队,奥运村部人数最多,加起来得有27000多人。当然,我们的服务也是最好的。整个奥运会期间,我们接待了69位全球各国的1号人物,没出任何差错,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陈鲁豫:就好像突破一个瓶颈一样就好了,就那块是最难的。

发言人 破例让记者进奥运村采访

  邓亚萍:确实是,我觉得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一种学习方法。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因为学英文嘛,要记单词,那么我想多看、多记、多背,一定能记住对吗?甭管我多累,我一定要坐在那坚持把这篇儿看完,比如说多少多少个单词要给它记住,发现越坐在那儿越困,越坐那儿越困,然后恨不得拿一火柴棍把眼皮给支起来。但是呢,为什么我采取这种方法呢?就是因为在我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经常是说别人训练完了回去了,我还仍然在训练,就是加班加点,我可能跑不动了,我练一些细小的技术,比如说发球啊,接发球,站在那儿的。

新京报:除了奥运村部副部长,你还有一个角色是奥运村新闻发言人。当时外媒对北京奥运会有一些看法,作为新闻发言人怎么去应对一些刁钻问题?

  那么有的时候你有精力的话,你仍然会有感觉能够练到一些东西,但有的时候,我也很坦率的讲,并不是说都有感觉。但是我在练我什么呢?我在练我的意志,就是我也不行的时候,我已经体力不支了,精力也没有了,但我仍然坚持站在球台前练一些技术。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这种意志力,要的是磨炼我自己的意志力。那么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我想把这一套方法运用到学习上面,就刚才我讲。

邓亚萍:最尖锐的问题其实是在2001年申办时,那会儿质疑更多。7月13日前一天,各个申办城市都有一次发布会,那是巨大的挑战,出现一点纰漏都是不可逆的。我当时是新闻发布会6名成员之一,那种压力现在都记忆犹新。

  陈鲁豫:其实未必有用。

申办时,确实有一些运动员抵制,但也有很多运动员站出来支持北京,其中包括瓦尔德内尔。当天发布会上,一名瑞典记者把问题抛给我,怎么看瓦尔德内尔支持北京申奥,是不是你们买通了他?

  邓亚萍:越坐越困,越坐越困,最后恨不得有候睡一觉起来再,前面东西全忘了。

关于老瓦,我得说他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和地位,除了天赋,还因为他经常来中国训练。当时我才十一二岁,跟国家队在无锡集训,老瓦、佩尔森、盖亭他们就经常过来训练,对中国非常熟。

  陈鲁豫:那后来你从清华到英国第一次去像进修一样,那时候能张开嘴吗?刚到英国的时候?

当时回答这个问题时,我说瓦尔德内尔一定是看到了中国的进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我相信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他更愿意去支持北京。

  邓亚萍:基本上也不行,就是因为刚刚开始学了才几个月的时间。我刚刚开始去英国读书的时候,也是在剑桥是一个语言学校,当时专门给我们安排的是住在英国人的家里头,那么觉得住在英国人家里头呢,因为有一个更好的语言环境,可能学得更快一点,但没想到呢,住在这个英国人家里是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本身不是特别爱说话,所以呢并没有很好的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说能更多的这种交流。那么再后来找到一个学习方法呢,更多的呢是用耳朵来记,并不是完全意义上来讲,一个字的,一个字母的去拼写来记住这个单词的意思,而是说听。听完以后呢,你很熟了,你可能一问这是什么意思,马上就记住了。

新京报:北京奥运会时,关于奥运村的新闻是怎么做的?

  陈鲁豫:我觉得达到硕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干嘛还要读博士啊?

邓亚萍:我记得北京奥运会的注册记者是24000多人,非注册记者大概有30000人。奥运会期间,奥运村毫无疑问是关注的焦点。但IOC有规矩,不允许记者随便进入奥运村采访。这个过程中,越神秘猜测就越多。当时的运营团队领导有先见之明,知道媒体感兴趣,让我们想办法要有效地把信息传递出去。

  邓亚萍:确实也是,也是这样子的说法,包括萨马兰奇主席也是这样认为,但是对于我来讲呢。

我给新闻团队提的要求是新闻就是时间,媒体的申请不隔夜。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我一个人开了5次发布会。我们很真诚、翔实地提供给大家各种数据。一旦记者拿到想要的信息,也就不会去猜测了。

  陈鲁豫:我跟萨马兰奇的那个思想境界是一样的,我们都认为。

残奥会期间,我们亲自邀请媒体朋友进村采访,这之前是没有过的。我们开放给所有媒体,我亲自带着大家去看,村里有什么设施,之后在运动员食堂请大家吃了一顿饭。我们用真诚去让全球媒体看到北京奥运村到底怎样,还是一个很好的效果。

  邓亚萍:当时呢,我觉得这来源自于1998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剑桥读这个语言,当时正好赶上剑桥的毕业典礼。那个时候呢,在看到所有这些剑桥的学生,在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的那种自豪,那种骄傲。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为他们而高兴,我可以,我有感同身受的一种感觉,为什么?就是他们的今天就相当于我们拿了冠军走向了领奖台,也是多少年的付出和努力,最终在这么样一个学府能够毕业,当然是值得骄傲的。但同时呢我也觉得哎哟,如果我有一天能够在剑桥读书的话,那是太好了,但是我相信好像得下辈子的事,这辈子是没戏了。但是一点点读到了硕士的时候,我发现有了这个机会,有了这个信心,那么真的是觉得我要是如果读这个博士学位的话,那么就一定要选择剑桥,但是也给我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进剑桥大学读书,所以包括我当时有一些我的好朋友劝我,说剑桥还是不要去读了。

台下人 没时间去看一场奥运比赛

  陈鲁豫:太难了吗?

新京报:奥运村全天候24小时运转,副部长的工作又很繁忙,奥运会期间去现场看过比赛吗?

  邓亚萍:太难了,说你这么一个名人,这个如果你去了剑桥大学名声在外,但是如果你毕业不了以后,你怎么办?

邓亚萍:没去过,完全待在村里,那么庞大的一个团队光磨合就需要一段时间。大家知道,运动员村是最早接待的地方,只要一开放,代表团陆续都来了。开幕式前,我们必须完成205个代表团的升旗仪式。要知道,IOC原则上是不允许开幕式后再升旗。当时一天最多安排11场进村仪式,这之前要逐一跟各代表团沟通、确认,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等开幕式后,竞赛进入正轨,我们就进入平稳运转状态。我记得开幕式后,奥运村工作人员倒下一片。你知道神经长时间紧绷后突然放松下来,人有时候是会生病的。

  陈鲁豫:你就说我因为忙暂时还没毕业,等以后会毕业的,要是我就这么说。

新京报:奥运村部之后出过一本书《奥运村纪事》,这在各运营团队里是比较少见的,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邓亚萍:但是其实是有压力的。

邓亚萍:奥运会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对很多人来讲,一生可能就这一次。也是想着给大家留点纪念和回忆,每个团队写点文章,要求人手一本。书的后面有全部27000多人的名字,我们给不了大家什么,也没有能力给,但留个念想还是可以的,也是对大家的一个感谢。

  陈鲁豫:那当然。

整个奥运会期间,大家都付出很多努力。当时按规定,所有工作人员不可以去运动员食堂,大家也不知道运动员吃什么、喝什么。按规定,运动员餐厅24小时运营,我们当时提供460种菜品,一周调一次菜谱。记得当时计划每天从全聚德调300只烤鸭,大家都喜欢吃,后来追到600只都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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